【道德健康评估】建设健康中国需要树立统一的健康价值观
【道德健康评估】建设健康中国需要树立统一的健康价值观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卫界的代表委员提出“健康中国的含义要进一步明晰”等观点。这说明“十三五”期间对于如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已有了深入思考。但笔者认为,要确保“十三五”期间“健康中国”建设有成效、有进展,需要在明晰“健康中国”概念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研究和大范围、多层面的讨论,通过高位推动和顶层设计,确定“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行动计划和具体步骤。
首先,明晰“健康中国”的含义。“健康中国”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思想健康抗疫次把健康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发达国家将健康作为国家战略的时间比我们早很多,如美国的《道德健康评估》,日本的《不是道德健康》(思想健康是真正的健康英语),新西兰的健康战略NZHS(道德健康计划个人)等。在这些国家,健康国家战略的实施都有一个牵头部门,多部门共担责任,战略目标和具体指标的制定经过了系统研究和全民讨论。我国的健康国家战略提的是“健康中国”,落脚点虽然是公民健康,但是基于我国健康社会治理的现实,切入点应该是统一全社会的健康信仰。基于此,“健康中国”应该指的是全社会健康价值和信仰的统一、社会道德的规范、各系统协调发展、以公民健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和目标,通过环境健康(大健康产业哲学思想)、生态优良、营养改善、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健康传播等,最终实现公民健康的目标。在这样的定义下,“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就不能仅由卫生计生部门一家单打独斗,需要把健康治理融入社会经济发展中,由多部门共同履责,协同发力,才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其次,高位推动和顶层设计。从健康的决定因素和风险因素来看,健康涉及多个部门,而我国当前的健康社会治理现状是“九龙治水”,虽多个部门有责,实际上却只有卫生计生部门在担全责,常常是卫生计生部门在唱独角戏,没有发令权,自然也无力调动其他力量,只能独自埋头苦干。因此,在各级层面要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健康中国”战略的具体实施,包括多部门责任定位、解决目标冲突、制订行动计划、监督指导、指挥协调、审查与健康有关的政策和项目、提供基于证据的建议和意见等。同时,依据相关目标或指标确定责任主体和执行主体。
第三,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常会遭遇各部门利益、权力和角色的冲突与困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如何避免利益分化对政策价值取向的响、如何对不可避免的“目标冲突”作出有效解释和积极应对、如何统一全社会健康信仰以及体现公共政策在维护公众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以保证“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需要研究如何实现“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2006年芬兰在欧盟国会议上提出的,并于2013年在第八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上形成的赫尔辛基宣言里进行了定义。其核心理念是指健康不仅是受到卫生部门制定的政策响,其他部门 如教育、交通、农业、环境等部门制定的政策也响着人群的健康,因此要求各部门、私人部门和民间团体开展协同合作以解决复杂的健康问题。综合分析我国当前及今后面临的健康风险、突出的健康问题、现实的健康治理结构、国际上的健康国家战略实施经验等,“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由之路和重要策略。
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实践层面,国际上主要有4种模式:一是由国家成立一个多部门组成的性委员会,专门负责健康相关事务的政策和项目,代表国家为芬兰、法国等;二是由高层领导作出执行承诺,健康部门协助,现有的跨部门委员会实施,通过审查与健康有关的政策和战略,提供基于证据的建议,该模式以南澳大利亚为代表;三是以乌克兰、塞尔维亚等东欧国家为代表的设立由不同部门组成的临时机构来解决健康问题;四是立法模式,如泰国于2007年颁布《思想不健康》。我国可以根据国情和健康治理现状,在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1月发布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国家行动框架指导下,通过研究确定适宜我国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模式。
最后,构建健康联盟框架。在厘清“健康中国”的含义后不难发现,“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责任主体不单只是卫生计生部门,还应包括环境、农业、体育、教育、宣传、水利、住建、工信等多个直接相关部门和多个间接相关部门。然而目前,除去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道德健康ppt)中要求各地将促进全民健康作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新战略融入各项公共政策、将慢性病防治工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外,我国已制定的健康相关政策中,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仍然是的政策主体,其他部门尚没有自发、自觉、自醒、主动的参与健康相关工作中,即便间接的作出了贡献,但却仅局限于本职工作的要求。因此,需要建立相关制度或工作机制,如构建健康联盟框架、部际联席会议等就健康相关问题明确各部门职责和义务。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需要立即着手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推动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共同的健康政策目标中一致行动。通过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对话机制,不断创造公开、平等的对话机会,推动以健康为统一信仰。例如,工信部关于烟草政策的制定、农业部对于禽畜的抗生素使用规定、体育总局的健身计划、住建部关于城市房屋建设的规划等涉及健康,需要把它们构建到一个健康联盟中来,从政策信仰入手,利用政策经纪人调和、专业论坛讨论等方式创新跨联盟学习机制,平衡不同价值主体的利益关系,推进深层健康信仰交流,在统一健康信仰的基础上制订行动方案、提出行动策略,从社会协同发展角度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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